中国书法40年革新之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风。

　　“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书法艺术的走向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一样,都反映时代的脉搏。“传统派”与“现代派”的角力,同样在书法领域有所体现。

　　改革开放40年,传统而古老的书法艺术,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焕发勃勃生机,呈现风格多样、流派纷呈、繁荣多元的新面貌。

　　笔者以为,4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沿着“借古开今”与“中西融合”两种维度展开的。其中,“借古开今”是主体趋势,代表着中国书法革新的重要途径。

　　百花齐放

　　所谓借古开今,最早出自石涛画论,“故君子惟借古开今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推陈出新的意思。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书法热”兴起、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类报刊媒体推动、书法美学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中国书法迅速进入狂飙突进的发展状态。具有示范性的当属延续传统的老书家群体和新古典群体。以沙孟海、肖娴、朱复戡、陶博吾、王蘧常、陆维钊、吴玉如、沈延毅、来楚生、陆俨少、启功等为代表的老书家,凭借深厚的学殖、传统的功力、创新的勇气和人生的智慧堪称后世典范。相应来说,从轰轰烈烈的展览赛事中走出的书坛中坚也体现出后生可畏的实力。这些从第一、二、三届“全国展”及第一、第二届“全国中青展”中脱颖而出的中青年书家,以丰富的个性追求表达对创变时代的思考,他们的作品或阳刚大气、或丑拙浑朴、或空灵阴柔、或细腻温婉,在当时都极富启蒙意义,被称为“新古典群体”。

　　20世纪90年代,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书法发展的冷静思考,特别是对书法继承与创新问题的深入反省,中国书法侧重于在创新求变中前行。书法新古典主义、新文人书法、民间书风、流行书风、现代书法、广西现象和学院派书法创作等流派错综复杂地交织发展。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中青展”,无论是取法对象、表现形式,还是评审机制,较之以往都勇于解放思想,大胆试错。在诸多观念、流派的共生中,书法审美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不可否认,经过时间洗礼,上述流派的不足之处日益凸显,但它们基于传统又异于传统、具有鲜活强烈时代气息的探索精神和勇猛精进的开拓意识值得称道,也值得反思和总结。

　　回归经典

　　进入21世纪,中国书法走上稳定发展的理性道路,重温传统、再现经典成为书法创作的旨归。2002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设立,加快书风转向的速度,回归传统帖学经典成为风向标。基于此,加之现代印刷技术和文物考古的最新成果,力求在与时俱进的文化背景下对帖学体系变革与创新,从而建立以“行草”为主兼及隶楷,兼备雅逸、古朴审美旨趣的“新帖学”。它虽以“行草手札”“名家”“墨迹”为基础,但取法对象、风格旨趣、形式表现,接近于“碑帖结合”的美学取向。“新帖学”的余波一直影响到当前的书法创作。以回归经典为旨归,包含对帖学、碑学、碑帖结合的全面理解,这便意味着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心态面对传统、吸收传统、反思传统。

　　21世纪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更加注重书内书外的积累与融合。正如书法家沈鹏所言,“‘书外’的修养多于‘书内’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当然这两项基本功缺一不可,并且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一幅书法作品的得失成败,一位学书者能否成‘大器’,无不决定于这两项基本功力的厚薄深浅。”自首届“兰亭奖”中加入文化素质的考核,直到2018年举办的第六届“兰亭奖”,着重强调将创作水平作为衡量书家书艺的重要评价标尺的同时,综合考量书法创作之外的成果以及个人的综合素养,倡导“学养、涵养、修养是书法家一生的功课”。长远来看,技道均衡、艺文兼备、德艺双馨的引导方向,会为书法界注入静心读书、用心创作的清流。

　　彰显时代性

　　所谓中西融合,便是与古代书法传统拉开一定的距离,彰显个性与时代性,是一种“反传统”的尝试与探索。

　　1985年10月15日,由现代书画学会举办的“现代书法首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拉开“现代书法”的序幕。此次展览创作主体以青年书画家为中坚,得到诸如张仃、黄苗子、李骆公等为代表的老画家的支持。虽然不是发生在书法界内部,但该展览引发对书法现代性问题的思索与争鸣,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此之后的10多年间,“现代书法”持续发酵,诸如,谷文达以水墨语言“解构”书法作品,徐冰的“天书系列”、洛齐的“抽象书写”等,或受到日本现代书法创变方式的刺激,或受到欧美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在对抗传统书法观念的同时,从“现代书法”走向“书法主义”,乃至“后现代书法”。由于边界的泛化,最终导致“书法”与“非书法”并存,以书法为名,实则版画、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杂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