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书法的发展历史上,颜真卿开拓了书艺的崭新的恢宏境界。作为书法培训行业的我们必须了解他的颜体,从特点上论,颜体形质之簇新、法度之严峻、气势之磅礴前无古人。从美学上论,颜体端庄美、阳刚美、人工美,数美并举,且为后世立则。从时代论,唐初承晋宋馀绪,未能自立,颜体一出,唐中坛所铸新体成为盛唐气象鲜明杨志之一。
时代造就了颜书境界,就像时代造就了王羲之的书学境界一样。在魏晋南北朝这一长期社会动荡的时代,而文化史上却成了光焰万丈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已成了士大夫手中一种自觉地寄托高妙意兴的艺术、本领。他们深入地发现了自然的外在美,又深入地发现了精神的内在美。王羲之就是这一时代造就的“书圣”。然而,唐代进入了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唐帝国政治、经济、军事超越以往,达到鼎盛,文化艺术如百花吐艳;人们以一种新的目光和价值观面对社会的巨大进步。唐太宗笃好王右军书法,亲自为《晋书》本传作赞,且重金购求,锐意临摹,又拓《兰亭序》以赐朝贵,故士大夫皆宗右军。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这些初唐大家虽各有成就,却未能真正为唐代创立新书体。
创立一代新书体,颜真卿是先觉者。他是唐代社稷之臣,又是书艺世家的后裔,对于书法的演变,无不瞩目关注。韩愈曾讥“羲之俗书趋姿媚”者,其片面处是未能正确评价王书,而其本意则在于从自己时代出发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审美观。因此杜诗、韩文、颜书,无不以新的时代为背景自立风貌。“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书林藻鉴》)。颜书的尚骨、尚肥、尚法,崇端庄、阔大、豪放,重气势、魄力、雄风,都可以从唐代社会中找到时代的折光投影。颜真卿造就了在书法中的盛唐之音,这便是颜书的恢宏境界。
颜真卿书法境界,从其陶铸化育的阔大气象来考察,可见兼收并蓄,以成其高,博采众长,以成其广。这有几大渊源:
一是从颜氏系统而来。颜师古的祖父颜之推工书,且精于书学。自南朝以后,真卿祖上多以草隶篆楷为时人所称道。在颜真卿的同辈之中,如颜曜卿、颜旭卿等也在书学上造诣精湛,工草隶篆籀。因此颜真卿所受的书学影响深厚,颜家书学传统对他很有Ji励作用,他甚至认为“及至小子,斯道大丧”。故颜真卿定下要在书学上“齐于古人”的目标,有其多方面的思考,其中包括对颜氏一族书学传统的光大。
二是从殷氏系统而来。殷氏世家也多出书学名家。颜氏与殷氏两世家数世联姻,两家书学得以汇流合壁。颜真卿的父亲、伯父少孤,养育于当时“以能书为天下宗”的舅父殷仲容家,蒙教笔法。颜真卿从小也由母亲殷夫人亲加训导,摄取了殷家书法的营养。
三是从一代草圣张旭处得真传。颜真卿十分推崇张旭,诚挚地师事张旭,深得其教诲。他特别注意学习张旭的用笔之法、神用执笔之理,以及“得齐于古人”的攻书之妙。这对于颜书的成型是极其重要的。
四、从一代宗师褚遂良处继承发展。前人有颜出于褚之说。米芾《跋颜书》中说:“颜真卿学褚遂良。”今人也多有印证此说者。沈尹默就说:“颜平原书出于褚河南,其楷书结体端严,往往犹有伊阙佛龛碑之风格。”(《沈尹默论书丛稿》)论者或谓从《麻姑山仙坛记》、《靖居寺题名》、《宋广平碑》等笔画较瘦的作品中,更易发现与褚遂良的用笔、结体以及清瘦、圆润相沟通。
五、从民间书艺中广采博取。从颜真卿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如《多宝塔碑》等可以看到它和民间书风有密切联系。沙孟海等还认为,颜书的雄厚凝重是从北齐隋碑版中出来。沙孟海在他的论著中曾阐述:从南北朝至隋,真书面貌可分为“斜划紧结”、“平划宽结”两个类型,一直影响到唐、宋以后。褚遂良、颜真卿属后一类型,此一类型继承隶法,保留隶意。而其中又细分两路,褚属秀朗细挺一路,颜属浑厚圆劲一路。颜真卿真书的主要精神渊源于北齐以来的《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著经》、《隽敬碑阴》、《曹植庙碑》等。这又和颜的世族有关,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研究古文字学与书法,颜字与保留汉隶的北齐、隋碑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