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培训课中展示的书法手卷的发展

　　流行的各种书法幅式中最古老的是手卷，在书法培训中也可以作为活动课的展现形式来用。手卷的名称繁多，形式也各异。有的把不同书家、不同书体、不同风格的若干书法作品拼起来装裱成手卷，还有的手卷既有书又有画内容很丰富。手卷只限高度，不限长度，有多长就可以裱多长。

　　《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字从“册”，甲骨和金文都有“册”字，像把若干条简札用两道绳子串编起来的象形字。史书记载秦始皇每天处理的简册文书要用“石”来计量。一石重一百二十秦斤，相当于今天的三十公斤左右二《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武帝时，刑律类的简册，“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从殷商到秦汉.简札是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由竹木削成，韦编串联，成为典册，看时展开，看完卷起.属于最原始的手卷二

　　战国时代，文字的书写载体除简札之外，增加了缯帛。《墨子.明鬼篇》说：“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说：“先王寄理于竹帛。”帛书大多写于横长的纺织物上，边看边卷，也属于手卷的一种.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策》和《老子》等。

　　西汉中期，纸张开始出现，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的西汉残纸，经专家分析鉴定，造于宣帝时期(前83一前49)，但是当时的纸张十分珍贵，很少使用，即使到东汉初期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之后，还不能取代简札。《后汉书·贾逵传》记载，章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传》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云：“竹简及纸也。”直到魏晋时代，简牍还在使用.如卫恒《四体书势》说.师宜官“每书辄削而焚其卡付(即简札)”，但是那时纸张已开始普及，墓葬中出现大量的纸张作为陪葬.因此到东晋，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二”统治者明令以纸代简，简册才被废止，退出历史舞台。

　　纸张代替简札帛书，从书法角度来看，有两个好处。一是平整细腻，而且受墨，可以充分发挥毛笔的书写性能，表现各种微妙的变化，提高书法艺术的魅力。二是携带轻便，便于交流，促进书法艺术发展。东汉兴起的尺牍书法，到东晋改成纸质以后，受到书法家的普遍欢迎。《书断》记载：“张祖彭善隶书，右军每见其缄牍，辄存而玩之。”《三国志·魏书》：“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

　　纸质的尺牍为了便于收藏观赏和携带交流，一般都要装裱，方法是将若干件粘贴在一起，拼接手卷样式，例如唐褚遂良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在“正书都五卷”之下注云：“共四十帖。”五卷一共粘贴了四十件作品，平均每卷八件。再如流传至今的唐代《万岁通天帖》，就是一件由尺牍拼接而成的手卷.其中包括了王氏一门七人的十件作品。

　　尺牍拼接成手卷之后，为了标识其中的内容，卷外都要加帖。帖字从巾为形符，从占为声符，古文从占为声的字多含小义，如“默”、“沾”、“拈”、“店”、“站”、“钻”等，可见帖的字义是小布片。其用处是什么呢?《说文解字》云：“帖、帛书署也。”就是手卷的标签题署。至于题署的名称，由于多件尺牍内容不一，无法用一个中心词来概括，因此一般就以第一件尺牍的开头两三个字来命名。唐张彦远《右军书记》云：‘《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号之。二王书后人亦有取帖内一句语稍异者标为帖名，大约多取卷首三两字及帖首三两字也。”

　　晋以后，大量文人参与书法创作，他们能书会文，在尺牍书疏的基础上，自作诗文，用横纸书写，装裱成卷子，成为手卷的典型，流传至今。典型手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乌丝栏卷面，另一种是空白卷面。乌丝栏卷面上有用朱砂或墨笔画出纵向界栏，这种界栏早在汉初的马王堆帛书中就有，如果再往上追溯，一行行的界栏形似一条条简札，完全可以看作是简册形式的变种。界栏的作用是方便抄写，保证字形大小相差不多，每行轴线比较竖直，每行间距大致相等。这样的作品一般属于文本式的，便于阅读，主要流行在晋唐时代。例如，宋人认为《兰亭序》原本是写在乌丝栏卷面上的，郑樵《负暄野录》说：‘《兰亭序》用鼠须笔书，乌丝栏茧纸，所谓茧纸者，盖实绢帛也，乌丝栏即是以黑白织其界栏也。”黄庭坚称赞杨凝式的书法说：“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里的乌丝栏就指《兰亭序》。